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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心治学  行走在科研路上

                        ——访我校俄罗斯研究所彭传勇副研究员

2015年06月15日 19:09 赵宇 点击:[]

                                                             ■ 记者 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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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传勇,1979年生,黑龙江庆安人,黑河学院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副研究员,黑龙江省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理事。2002年7月毕业于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2002年9月考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世界史专业,2005年7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5年9至2012年12月,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工作,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2005年9月考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史专业,2009年6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1年9月至11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莫斯科)访学进修。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黑龙江省领军人才梯队“中俄关系史”学科后备带头人。2013年1月至今,黑河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工作,从事中俄关系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与教学工作。2013年度黑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理论类青年人才。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10余年,公开出版学术专著1部、合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在华俄侨的学术活动及价值研究》,2014年度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项目《20世纪上半叶在华俄侨的学术活动及价值研究》,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佳作奖各1项,黑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

采访前记:从初见彭传勇副研究员,到对他进行采访,笔者与他共有过三面之缘,虽然仅有三次会面,却足以让笔者感受到他在科研道路上所积蓄的深厚力量。第一次见面是在外国语学院的一次讲座上,当时他正在为一场俄罗斯远东问题研究的讲座做总结发言,从他精炼、准确的语言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一定在中俄关系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第二面,在我校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上,彭传勇与我校三位老师一起被聘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生导师。在对彭传勇的科研成果有所了解后,我对这个整日西装笔挺、举止儒雅的彭老师肃然起敬。2015年6月11日上午十点,在明德楼宣传统战部的办公室,我有幸对彭老师进行了专访,这也是我与他见过的第三面。

“坚持,才能完成科研上不可企及的事情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决定走上了科研这条道路的?

彭传勇:确切来说,应该是大三的时候。1998年,我从农村老家考到了牡丹江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当年考上大学对于一个农村学生来说非常荣耀,也十分不易。因此,大学期间我特别努力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班级前列。不出意外的话,毕业后我将和我们班其他同学一样,分配到中学做一名语文老师。但是经过大一一年的学习后,我愈发觉得自己不适合中文专业,而是更擅长做学术研究,并且我想把我所学的俄语用到我的研究中,就这样,我选择了做国际问题的学术研究。大二的时候,一个值得我终生感谢的人,指引我走向学术道路,也正是这个人的鼓励,使我更加坚定了作学术的决心,这个人就是我的表哥。于是,在大三上学期,我一边为了修满学分,完成中文的课时任务,一边自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逐渐的对历史学和国际关系问题有了较深的了解。到了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我就选定了历史学领域中的国际问题研究。

记者:您是如何选择研究方向的?

彭传勇:就学科本身而言,历史学的研究在当时并没有中文相关专业的研究那么热门,但是从国家角度而言,国际关系问题是国家非常需要的,换句话说,国家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并且在真正开始研究后,发现国际关系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对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您当时对自己的科研方向很明确对吗?

彭传勇:其实不是,在选择科研方向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我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并非中俄关系史研究,而是俄罗斯历史。我当时选定的导师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俄罗斯西伯利亚问题的著名历史学家徐景学教授。我几乎把徐老师的所有著作都看了一遍,很多徐老师的论文都能烂熟于心,但是在备考的过程中,得知徐老师不幸患了重病,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再适合带研究生。于是,我改变了已选定的研究方向,由俄罗斯历史转为东北亚国际关系史,而中俄关系史是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记者:据我了解,您读博期间的研究方向依然是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为什么会选择继续在这个领域走下去?

彭传勇:在读研期间我就已经选定了读博的科研方向,之所以一直坚持走下去,原因有四点:首先,源于我的两位硕导步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俄关系、中日关系问题知名学者)和辛培林研究员(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副所长,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东北史、中日关系史领域的知名学者)对我的影响,一是从他们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看到了该领域的重大现实意义,二是他们根据我所掌握的语言情况建议我做中俄关系史方向,以便于将来的发展。其次,我就读的黑龙江省社科院中俄关系史研究是全国的重阵,中俄关系史研究是全国唯一一个中俄关系史方向的重点学科,名家辈出,其中一些老师的授业使我更加热爱该问题的研究。第三,2005年9月,我应届考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在读博的时候,我的导师也是中俄关系史领域的国内著名学者,所以顺理成章地要在中俄关系史领域做博士论文。第四,就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我有幸留在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全国唯一一家专司该领域研究的研究室)工作,工作需要我必须在该领域研究下去。直到我来到黑河,我整整在省社科院工作了八年,这八年时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而这些所学也坚定了我继续做这个领域,专注于这个领域。当然科研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我之所以走到今天,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坚持,认准一个事情,找准研究方向,必须持之以恒的坚持、深入下去,才能完成科研上不可企及的事情。没有了坚持,科研工作就容易无功而果。

“战胜困难才能结出硕果。”

记者:您是如何化解在从事科研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的?

彭传勇:做研究,就免不了遇到困难,战胜困难才能结出硕果。我相信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我研究的是国际问题,所以我用的资料都是俄文的,要经历一个翻译的过程,这就需要充足的时间,而白天的一部分时间还要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因此很多文章只有在晚上才能集中思路去写。但是,这并不是最棘手的问题,我现在的研究中,最大的困难要数资料的匮乏和收集的困难。目前,我所进行的课题研究是《民国时期在华俄侨学术活动及价值研究》,与此相关的资料一部分已流失到世界各地,一部分由于历史变迁早已付之一炬,还有很大一部分现存于黑龙江省图书馆和黑龙江省博物馆内,但是国家近期颁布了政策,将这些文献列为了文物,进行封存。虽然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也存有一部分,但却不足以支持课题研究。迫于无奈,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到俄罗斯寻找所需资料,这无形之中便加大了经费的投入和科研的难度。好在学校在科研方面给予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大力的支持,这也让我们有信心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记者:您刚才讲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学校在科研方面目前给予了哪些支持?

彭传勇:我们学校在科研方面的政策应该是非常好的。相比于其他地方新建本科高校,黑河学院对科研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在资金方面,据我了解,目前很多高校都把这些经费分别按照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对外交流等分割了,真正用于培养扶持年轻教师搞科研的经费所占比例不高。而黑河学院对科研项目给予的经费支持力度应该是在我省地方高校中首屈一指的。另一个是学校对年轻教师的科研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学校以“科研带动教学”的宗旨,积极为青年教师开展研究搭建平台,通过遴选青年科研拔尖人才,培养学术后备力量,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记者:是因为学校在科研方面给予的支持力度大,而选择留在黑河学院潜心科研吗?

彭传勇:学校给予科研的支持力度大仅仅是一个方面,我留在黑河,在黑河学院任教、做科研的最主要原因是黑河这个城市处于中俄边境线上,且与黑河学院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俄罗斯高校就有二十多所,这也为我们与俄罗斯的专家学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对我们从事俄罗斯研究的人员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记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科研经验,谈谈青年教师该如何利用学校提供的机遇和创造的条件?

彭传勇:青年教师是我校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我校未来的科研发展也主要是依靠青年教师来践行。现在的青年教师自身基础非常好,学校一定要给予支持。目前,学校给青年教师创造的环境和条件比较好,我想未来会更好。我们这些青年教师要想在这样的环境、平台下有所发展,首先得有信心、有闯劲。其次要讲合作、多包容,用最短的时间融入团队。还需要有一颗热爱科研的心。科研的道路是枯燥的,要想做出成就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要有一颗真爱科研、深爱科研的心,这样你的事业才会越做越大。

记者:能否结合您的求学、治学经历,给广大青年教师和学生一些建议?

彭传勇:我认为选对科研方向很重要。如果方向选不准,那么科研做到一定程度就会遭遇瓶颈,寸步难行。有些青年教师可能总想找一两个冷门方向,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去试一试。我还是认为,我们目前所做的科学研究应立足省情,服务国家,为国家发展需求作贡献,而国家发展所急需的往往是热门,只有热门才会引起国家、更多学者的关注,才会有更多更新的理论、成果不断涌现。当然,这也要求我们要有竞争意识,敢于竞争,才能在这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荣誉是过去的,未来的突破更重要”

记者:您认为要想取得好的科研成果,应该注重什么?

彭传勇:现在总结科研的“经验”还为时太早,我的研究也仅仅是开始,确实还很不够。

记者:那么,您能谈谈被评为黑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理论类青年人才的感受吗?

彭传勇:在被省委宣传部授予这个称号时,内心也会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在科研道路上,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认可,得到了国家、社会对自己的一种肯定,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成绩,我的科研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路还很长,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在科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以求更大的突破,而不是沉迷于既有的光环。

千帆已过 笔者有话说 :

虽然在采访前已与彭老师接触过,但是这样全面的了解彭老师的求学、治学经历还是第一次。乍看之下,彭老师平日里雷厉风行、严肃谨慎,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彭老师给我的感觉十分平易近人,在他那里全然找不到集累累硕果于一身的自恃和距离。这样一个治学严谨、严于律己的学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凭借对于科研的执着,他定能为自己开辟出一条更为宽广、更为成功的巅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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